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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换人生28年:患肝癌躺在病床上告诉自己不能放弃

发布日期:2020-09-14 05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2020年2月,江西青年姚策查出癌症,母亲许敏欲“割肝救子”,检查时却发现姚策并非自己亲生。经查,28年前,河南省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(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)的医生将两个新生儿抱错,姚策与同时出生的男孩郭威因此错换了人生。

  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,现生活在河南驻马店。当年,许敏与杜新枝是淮河医院同一个病房的产妇。

  9月11日上午9点,姚策和亲生父母诉淮河医院“错换人生28年”侵权责任纠纷案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。

  庭审共持续5个小时,“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姚策罹患肝癌负责”成为双方辩论焦点,法庭未当庭宣判。

  庭审中,提及罹患肝癌的亲生儿子姚策,杜新枝和郭宇宽情绪激动,数次落泪,“我们不要求赔偿多少钱,只想了解28年前的真相。”

  8月20日,姚策从律师那里听到案件将开庭的消息时,有些激动,“开庭意味着这个事情可以正式开始处理了。”他曾想,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庭审现场,但没有料到自己的微创治疗手术被安排在了庭审的前一天,“只能放弃。”

  没有参与庭审,姚策有些遗憾,但相比前几天,手术后的姚策睡得还不错,“有些疼痛,就打了止疼针,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”姚策开玩笑说,手术就是为了“把癌细胞饿死”。

  开庭当天,姚策6点就起床了,等护士测完体温、查完房,他给爸爸妈妈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。姚策的亲生父母及养父母都参加了这次庭审,“我祝他们顺利,还让妈妈保重身体,不要太劳累。”

  记者获得的《民事起诉状》显示,姚策认为自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“错抱”,脱离了亲生父母的监护,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,导致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。他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疗费及相应损失共计916947.81元。

  在这份《民事起诉状》中,除了姚策,还有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和杜新枝两名原告。三人请求法院判决淮河医院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180万元,寻亲路费1193.5元,支付郭希宽误工费 11946元,以上赔偿共计273万。

  淮河医院的答辩状则显示,虽然院方承认错抱行为发生在医院,但并不承认错抱行为是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的过错造成。

  庭审中,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首先对姚策一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。他指出,1992年,医院施行母婴分离管理制度,也就是说,产妇和婴儿分开护理,并未母婴同室。该案件也是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例这样的案件,“可以理解为意外。”

  姚策方的代理律师周兆成介绍,9月9日,鼓楼区法院曾组织了一场庭前调解。当天的调解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6点,因双方分歧过大,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

  周兆成介绍,淮河医院表示,对于错抱事件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,他们愿意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赔偿,但对于姚策患病是否与抱错事件有直接的关联,淮河医院提出了质疑,他们不认为姚策患病与错抱有直接的关系。

  据了解,8月14日,淮河医院曾向鼓楼区法院提交申请,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,对姚策出生时未注射乙肝疫苗和其2岁半时发现感染乙肝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,以及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。

  对于这一申请,周兆成表示,“错抱行为与罹患肝癌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能通过鉴定来确认?”周兆成称,目前姚策的病情不断恶化,需要尽快进行治疗,医疗损害鉴定事项复杂,会导致鉴定程序漫长,不利于保障姚策一方的合法权益。

  “我们认为本案无鉴定的必要,我们也建议法院依法驳回被告许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鉴定申请。”周兆成说。

  在9月11日的庭审中,双方分歧巨大,矛盾的焦点在于:“孩子被抱错本身给双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”以及“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抱错孩子之一姚策的肝癌负责”。

  周兆成认为,因淮河医院员工的过错导致两名孩子被抱错,直接致使两个家庭亲子关系受到损害,姚策和亲生父母有权要求涉事医院给予赔偿。

  庭审中,淮河医院代理律师承认错抱婴儿事件发生在医院,但姚策方提出的赔偿费用过高,希望法院来裁决,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承担。

  “院方对于姚策亲生父亲郭希宽的误工费不认可,他们认为郭希宽已经退休,没有误工费一说。”但周兆成认为,郭希宽属于单位返聘人员,每月返聘工资三千余元,四个月一万余元,“没有问题。”

  关于姚策罹患癌症的事实,周兆成认为,由于姚策生母杜新枝患有乙肝,28年前其在医院生产期间的记录也证实,淮河医院对杜新枝进行了,“这说明他们对杜新枝携带乙肝病毒是知情的。”

  周兆成说,医院明知产妇为乙肝患者,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,存在失职行为,当时乙肝阻断措施已在许多医院应用。在他的调查当中,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姚策出生时打了乙肝阻断药,而这也被认为是其罹患肝癌最直接的原因。

  相关文件显示,开封市在1988年就出台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、阻断乙肝传染的政策,1992年起全面普及该政策到各个县区。

  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出示了新证据,他认为淮河医院为省管医院,并不受开封市有关部门的管辖,因此可以不用遵守这样的规定,并表示,当年要求乙肝疫苗注射普及程度并非100%,他们怀疑,姚策系宫内感染,出生时就已经携带了乙肝病毒。

  对此,周兆成并不认可——姚策的新生儿检查报告显示,他出生时非常健康,特别是对肝部的检测也是正常的,这就意味着,宫内感染的说法不成立。

  庭审中,淮河医院认为错抱事件发生在28年前,已经超过了最长20年的追溯时效。周兆成对此予以反驳,他指出,虽然错报事件发生在28年前,但是直到今年DNA鉴定之后,当事人才知晓侵权事实的发生,按照有关法律,当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,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时效延长,应当从当事人知晓该事件起计算时效期,“在向医院索赔的过程中,医院方也要求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,我们就认为医院方认可我们的诉权。”

  “亿万分之一的概率,很离谱,充满戏剧性。”姚策说,知道自己被错抱后,人生观都变了。

  从治疗开始到现在,姚策原本150斤的体重,如今只有不到120斤。随着病情的发展,他疼痛的时间越来越多,每当此时,情绪会很差,特别是被疼痛折磨得彻夜不眠的时候,焦虑、烦躁、不安就会包围他。“止疼针只能住院的时候打,平时就靠扛,听听音乐、佛经,尽量分散注意力。”

  开始使用治疗药物时,姚策全身起红疹,之后脸上出痘、出粉刺,药物的副作用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,如今他脸上出现了黑斑,但已经可以坦然面对。

  姚策说,除了疼痛,自己没有因为心理原因失眠过。学医的他很清楚,对于肝病来说,休息好、心情好,是非常重要的,他一般睡得比较早,“晚上我就把手机拿远,尽量听一些轻音乐,喝一杯热牛奶。”

  到目前为止,姚策的医疗费花了70余万,他不知道未来还需要重复多少次这样的疗程,“医生只是说,如果手术的话,这些费用是远远不够的。”

  虽然肝脏移植是肝癌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案,但对于姚策来说,还要看病情的进展,目前的难点在于,姚策体内的癌细胞还处于活跃期,此次复查,发现了有骨转移和肺转移的倾向,“所以增加了放疗的次数。”

  如果无法做手术,意味着姚策还会依靠药物治疗,产生抗药性之后,再换药。姚策说,他的治疗方案只能根据每一次的复查结果来确定。

  按照姚策的说法,从硬性指标来讲,他已经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,但肝移植手术是非常大的手术,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术后复发率,经过前一阶段的放疗,姚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,白细胞、血小板等各项指标非常低,医生建议他调养恢复一下身体的机能。

  也有好消息——从现在的检查结果来看,通过放疗,姚策的肿瘤正在缩小,“当然越小越好,医生认为,还需要通过药物和放疗等治疗达到最佳的状态。”对此,姚策充满了希望,“如果下一次的复查结果还好,就说明这一次的治疗达到预期,也许再来复查的时候,就有可能会开出手术的治疗方案了。”

  现在,姚策和郭威每周会有一到两次的聊天,他称郭威“哥”。姚策的孩子和郭威的差不多大,平时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和两个人“共同”的妈妈。

  姚策哭过不止一次。“我是学医的,看待生命比较客观和理性,但作为一名父亲,想到孩子的未来,就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。”

  姚策还因为网络暴力苦恼过,但后来他想明白了,不去看,不去听,“平常心”。他经常鼓励网友和朋友,不要想太多,努力陪伴好家人和孩子,珍惜眼前的生活,“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。”

  姚策的儿子不到3岁,小家伙并不明白生病的含义,但他知道爸爸每天晚上都得吃一个盒子里的东西,只能爸爸吃,别人不能吃。

  生病前,姚策经常在外面出差,回家后,孩子都不愿意理他。生病之后,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,孩子和他亲了很多。他每次治疗完回家,儿子都会让他抱,问:“爸爸带我去哪里玩儿?”这让姚策觉得“因祸得福”。

  在外治病的日子里,每天和孩子视频的几十分钟,是姚策一天中最轻松、最快乐的时间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刚上托班的儿子:“今天学了什么?开不开心?有没有受小朋友欺负?”即使只是在视频中看着孩子玩玩具,姚策也觉得很满足,“坚持这么久,孩子给予了我太多的鼓励。”

  “错换”对姚策一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病情,还有孩子的成长,双方父母的赡养以及妻子今后的工作生活,“我的年龄正处于事业上升期,我还是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支柱。我的病对于整个家庭来说,是毁灭性的打击。”

  姚策对淮河医院处理事情的态度表达了不满,“从最初的积极配合,到后来矢口否认,再到最后开始推诿。”

  5月中旬,姚策的父母曾和淮河医院协商了四天,最终没有结果。姚策一方称,在调解中,淮河医院提出可借支医疗费,但要在院方指定的法院起诉,被他们拒绝。

  事情发生后,河南大学与开封市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,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。

  6月15日,姚策过完生日后,郭希宽和杜新枝夫妇一直留在上海照顾他,直到此次开庭前才来到开封。他们表示,如果败诉,还会继续上诉。

  刚查出肝癌的时候,姚策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,“当天晚上我没睡觉,就站在窗前想怎么办,更多的念头是一死了之。”

  “我觉得很痛苦,因为我害怕。”他坦言,害怕的原因有两点:第一是这个病治不好,而且治疗的过程很痛苦;第二,不希望孩子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家庭中成长。

  不止是姚策,他的整个家庭都很沉重,“虽然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,但我知道我爱人和父母总是偷偷的流眼泪。”

  最初的悲观情绪释放之后,姚策“缓”了过来,死亡是一瞬间的事情,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,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自私,“我是家里的精神支柱,不能放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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